政府行政有法可依
然后，对于政府行政进行进一步的法律规制。到了明朝中期，朝廷制定了《明会典》。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编纂，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(公元1502年)纂成，共一百八十卷，但未颁行。后于明武宗正德四年(公元1509年)正式颁行天下，称为《正德会典》，又经世宗、神宗等朝重修，至明神宗万历十五年(公元1587年)纂成《万历重修会典》，共二百二十八卷。《明会典》汇集了明朝一些重要典章法令，如《皇明祖训》《大诰》《大明令》《洪武礼制》《诸司执掌》等，所以《明会典》是研究明朝法令制度的重要资料。
《明会典》以六部官制为纲，规定了文武衙门的组成、权限和活动原则，其中文职衙门部分二百二十六卷，首卷为宗人府，其下依次是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及都察院、六科与各寺、府、监、司，武职衙门部分共二卷，包括五军都督府及各卫等。这部法典主要是规范政府的行政活动。某种意义上是明朝的行政法。这对于在当时推行依法行政，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。可见到了一个王朝的中期，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之后，必然要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规定，使得官僚体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依据，政府行政有法可依。
所以依法行政绝非现代社会的产物，而是古代就有的东西。至于法律的精神则是根据国情和历史场景不断演变。研究明朝法制，至少可以说明古代中国绝非是一个皇帝专制的权力怪兽，皇帝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。某种意义上，皇帝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制度，而明朝的官僚集团对于皇帝的限制，到了明中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正是因为过于严格的法制，明朝出现了皇帝消极罢工的现象，内阁和太监掌控权力也交替把握着朝局。
相互制衡的司法体制
在中央司法机关层面，三司之间相互制衡。大理寺、刑部、都察院组成明中央司法机关，合称“三法司”。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，设十三清吏司，分掌各省上诉案件，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地区案件。刑部有权判决流刑以下案件，但定罪以后须将人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后，奏请皇帝批准。大理寺是复核机关，对于认为判决不当则驳令改判，认为判决得当者才允准具奏行刑。明朝把御史台改称都察院，扩大监察组织和职权，设立左右都御史等官，负责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，并且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工作，监督法律的执行。都察院附设监狱，关押皇帝直接交办的重要案犯，此外还定期巡按地方，对地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。
而在地方则实行行政司法一体制度。府、县两级仍是知府、知州、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，掌管狱讼事务。在乡间，强调通过乡规民约和开明绅士来进行治理，以非法律的方式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治理，是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的社会治理模式。只有对相对较大的案件，才由知府和知县进行审理。其中的重案则要送刑部和大理寺复核。重大疑难的案件要进行三司会审，并报皇帝裁决。特别重大、两次翻供的案件，还要进行九卿会审，由大理寺卿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通正使以及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尚书会同审理，最后由皇帝审核批准。可见明代中国的司法体制是相当精细严密的。
中央司法机关之间，中央与地方之间，都存在严密的互相制约机制，但最终都统一于皇帝的中央集权。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对于皇帝本人来说是极大挑战，因为全国的刑事案件，实际上最终都需要皇帝来裁决。朱元璋极其勤勉，后面的皇帝则未能适应这种一切皆决于上的法制。但整体来说，明朝的法制主要是针对官员和官员行政的。乡村社会其实主要是靠非法律方式在治理。在皇帝非常勤勉的情况下，这套法制是相对有效的。但到了中期以后，随着官僚集团的形成，皇帝在约束官员方面显得十分吃力，甚至出现了官员们联合起来约束皇帝的行为。明朝朱元璋所强调的以吏治为核心的法制，在前期是有效的，而后期则越来越失效。所以，明朝法制中对于官员治理和司法制衡的制度可以借鉴，但是其一切皆决于上的机制，将所有的制度都依托于皇帝一人的制度设计，使得其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(张学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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